東西問·釋典｜姚洋：賢能體制與中國經濟增長有何關系？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作者 韓禹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尚書》記載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國賢能政治傳統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國的?制度血脈、社會理念與民族精神。

　　賢能體制在中國如何流變與傳承？對經濟社會發展有何作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以政治經濟學角度視??之，中國的賢能政治傳統，??對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有至關重要作用，并成為重構中國話語的重要歷史資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代賢能政治傳統有何發展脈絡？

　　姚洋：理論上講，中國的賢能體制可以追溯到儒家學??說。孔子、孟子都特別重視官員的德行和能力。孔子自己也是這種理念的踐行者。他當魯國大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墮三都”。當時魯國叔孫氏、季孫氏、孟孫氏三族勢力強大，家臣經常犯上，沖擊魯國政治秩序。孔子認為應當有一種更開放的體制，把有學識、有能力的人舉薦到政府。所以他辦學堂的重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在中國一度受到批判。但在封建時代，社會崇尚“血統論”，?實行“世卿世祿”制度。而孔子所處的時代，封建制度開始逐步瓦解，士人階層開始出現。有一定知識水平、具備一定視野和能力的人參與政府管理，顯然是合理的，這種賢能政治實際上有很強的先進性。

?　　孟子更加注重統治者的德行。“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談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給君主設定一個目標，就是要為老百姓服務。

　　儒家之外，墨子真正提出了選賢任能。墨家主張“兼愛”，這必須由政府選用有能力的人去踐行。

　　從制度??來看，秦國??商鞅變法建立了軍功爵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選賢任能。立軍功者，都可以享受爵祿，不問出身門第，完全打破了“世卿世祿”制度。

　　西漢，儒家一統天下，董仲舒更多保留了儒家的事功學說，在其影響下，選賢任能逐漸制度化：西漢雖無科舉，但有舉孝廉、辦太學——實際上太學在西周就有了，為培養貴族子弟，而西?漢太學接受有能力的平民子弟。當然，貴族子弟可以直接留在中央等候皇帝任用，平民子弟須回到家鄉等待被地方官員選中。這是當時較為開放的薦舉制度，??到了東漢演變成門閥制度，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

　　隋朝開始實行科舉制度，至唐宋基本完善。這項制度在保證公平的前提下，真正把賢能之士選拔出來。到了明清，科舉制度走向封閉，變成了束縛力量，而非開放系統。但整體而言，這樣的歷史傳統，一方面使中國逐漸培育起準現代國家的??官僚體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社會流動?性。

　　中新社記者：“政治錦標賽”是解釋當代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理論嗎？中國的官員晉升是一場績效競爭嗎？

　　姚洋：對這個問題，西方學者多持懷疑態度。我記得幾年前到斯坦福大學去開會，講到當今中國政治體制里??的選賢任能，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立即打斷說“你沒有證據”。

　　還好我做了實證研究。我們收集了從1994年到2017年中國所有地市級及以上官員的數據，今年計劃更新到2022年，可能還與其他?團隊交換一下?，補上縣級數據，從而建立起中國縣級及以上官員的全樣本數據。

　　從數據中我們發現，選賢任能在中國是有呈現的。譬如，針對當過地?級市市長或市委書記的樣本，我們測度其就任履職期間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并用這個能力預測他未來的生涯成就(career achievement)，發現官員在做市長或書記時經濟發展能力強，十幾、二十年后他在政治上就走得更遠。這說明該體系總體而言是選賢任能的。我也和相關組織部門聊過很多次，他們給我的信息是，提拔是選賢任能的，考察指標是綜合性的，不只看經濟表現。但做研究總要找到能測度的變量，經濟表現是最容易測度的。我也相信，官員能把經濟搞上去，其他方面能力也不會太差。

??　　但是提拔任用時量化官員績效，不是一個好選擇。經濟學里有個著名定理——“多任務代理定理”：當政府官員面臨多任務時，他們會把更多努力放到可測量的任務上，對那些不可測量的指??標就不太關注。所以我覺得，官員晉升提拔時，不應把指標量化，而是綜合考察。實踐中，上級會委派考察組調研，形成推薦意見，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

　　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的選拔機制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具有開放性，即向所有有志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敞開大門；二是具有競爭性，即官員之間的競爭；三是獎勵賢能，即能力更高的官員更有可能獲得晉升。

　　中新社記者：學界很多討論都把中國官員選拔體制放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框架中探討。中國賢能政治下的官員選拔機制如何在過去40多年中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姚洋：中國經濟，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有三個因素：

　　一是中性政??府，即中國的中央政府能保持中性，不為特定群體服務??，資源配置是“不問身份的”(identity blind)，這也有利于制定較長遠的經濟政策，避免產生資源錯配。

　　二是財政分權。中國是世界上財政分權最徹底的國家。中國地方政府的正常收入占全國一半，加上土地出讓金要占到70%以上；支出占全國政府支出的8?5%，中央政府只占15%。中國在財政方面是高度分權的，給地方官員極大的激勵，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三是官員選拔。官員選拔是在上述兩個特點的框架內完成的。一方面，有分權，才能允許地方官員的?自主性，評估其表現成為可能；有分權才有激勵，官員才有促進財政收入增長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中央是集中統一領導，決策官員升遷流動，同時把握大方向，要把全國經濟搞上去而不是某一地，從而防止地方的過度競爭。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賢能體制對世界有何借鑒意義？

　　姚洋：賢能體制是流淌在中國人血液里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上會掉餡餅，也不相信絕對平等。中國人相信努力，努力就應該有回報??。

　　選賢任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憲法原則，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大型社會的?治理，一定有層級。直接民主在小型社會可以實行，如雅典時期，參與公共事務的只有幾千名男性公民。但是在大型社會，即使在資訊發達的今天，直接民主依然非常困難。更為重要的，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已在理論上證明了直接民主的不可行性，不可能通過某種程序準確地達到合意的公共決策。“阿羅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政治決策或者說自由主義政治的一個悖論：要想尊重每個人在政治決策中的權重，但最后發現這套體系是運轉不下去的。因此，層級是必要的。

　　此外，越高的層級需要的能力就越強。每個人能達到的儒家所謂“成圣成賢”的程度不同，那選賢任能就是必然，要把那些能力較強的、德性較高的人選??拔到更高位置。

　　中國現在要重建新的話語體系，就必須用新眼光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是對于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有用，二是對消化吸收西方文明帶來的沖擊有用。如今國際上的流行話語將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把這種“民主敘事”強加給一個國家，未必會得到理想的效果。中國需要一個“新敘事”，以彌補傳統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將現代治理理論與儒家政治傳??統相結合，創建一個能夠描述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新理論，對中國學者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完)

　　受訪者簡介：

　　姚洋，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BiMBA商學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金融40人”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2016年當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獲2008、2014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一屆和第二屆浦山國際經濟學獎(2008年、2010年)、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2008年)；被評為2006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制度轉型、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經濟增長以及農村發展。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上百篇，著有《制度與效率－和諾斯對話》《作為制度創新的經濟改革》(中英文版)，并與他人合著《制度經濟學三人談》《我們的時代》、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SR and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等著作，出版文集《自由、公正和制度變遷》《土地、制度和農業發展》《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和《穿行于書齋和現實之間》，主編《?轉軌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公正和平等》、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與他人合編)和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與他人合編)等；在《讀書》、《南方周末》、《人民日報》等雜志和報紙發表數十篇通俗性文章和評論，并在Foreign Affairs、Financial Times和China Da?ily 等英文雜志和報紙上發表文章，是Financial Times A-List成員，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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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2月11日電 題：賢能體制與中國經濟增長有何關系？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作者 韓禹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尚書》記??載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國賢能政治傳統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國的制度血脈、社會理念與民族精神。

　　賢能體制在中國如何流變與傳承？對經濟社會發展有何作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以政治經濟學角度視之，中國的賢能政治傳統，對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有至關重要作用，并成為重構中國話語的重要歷史資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代賢能政治傳統有何發展脈絡？

　　姚洋：理論上講，中國的賢能體制可??以追溯到儒家學說。孔子、孟子都特別重視官員的德行和能力。孔子自己也是這種理念的踐行者。他當魯國大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墮三都”。當時魯國叔孫氏、季孫氏、孟孫氏三族勢力強大，家臣經常犯上，沖擊魯國政治秩序。孔子認為應當有一種更開放的體制，把有學識、有能力的人舉薦到政府。所以他辦學堂的重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在中國一度受到批判。但在封建時代，社會崇尚“血統論”，實行“世卿世祿”制度。而孔子所處的時代，??封建制度開始逐步瓦解，士人階層開始出現。有一定知識水平、具備一定視野和能力的人參?與政府管理，顯然是合理的，這種賢能政治實際上有很強的先進性。

　　孟子更加注重統治者的德行。“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談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給君主設定一個目標，就是要為老百姓??服務。

　　儒家之外，墨子真正提出了選賢任能。墨家主張“兼愛”，這必須由政府選用有能力的人去踐行。

　　從制度來看，秦國商鞅變法建立了軍功爵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選?賢任能。立軍功者，都可以享受爵祿，不問出身門第，完全打破了“世卿世祿”制?度。

　　西漢，儒家一統天下，董仲舒更多保留了儒家的事功學說，在其影響下，選賢任能逐漸制度化：西漢雖無科舉，但有舉孝廉、辦太學——實際上太學在西周就有了，為培養貴族子弟，而西漢太學接受有能力的平民子弟。當然，貴族子??弟可以直接留在中央等候皇帝任用，平民子弟須回到家鄉等待被地方官員選中。這是當時較為開放的薦舉制度，到了東漢演變成門閥制度，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

　　隋朝開始實行科舉制度，至唐宋基本完善。這項制度在保證公平的前提下，真正把賢能之士選拔出來。到了明清，科舉制度??走向封閉，變成了束縛力量，而非開放系統。但整體而言，這樣的歷史傳統，一方面使中國逐漸?培育起準現代國家的官僚體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社會流動性。

　　中新社記者：“政治錦標賽”是解釋當代中國官員晉升的重要理論嗎？中國的官員晉升是一場績效競爭嗎？

　　姚洋：對這個問題，西??方學者多持懷疑態度。我記得幾年前到斯坦福大學去開會，講到當今中國政治體制里的選賢任能，斯坦福大學一位教授立即打斷說“你沒有證據”。

　　還好我做了實證研究。我們收集了從1994年到2017年中?國所有地市級及以上官員的數據，今年計劃更新到2022年，可能還與其他團隊交換一下，補上縣級數據，從而建立起中國縣級及以上?官員的全樣本數據。

　　從數據中我們發現，選賢任能在中國是有呈現的。譬如，針對當過地級市市長或市委書記的樣本，我們測度其就任履職期間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并用這個能力預測他未來的生涯成就(career achievement)，發現官員在做市長或書記時經濟發展能力強，十幾、二十年后他在政治上就走得更遠。這說明該體系總體而言是選賢任能的。我也和相關組織部門聊過很多次，他們給我的信息是，提拔是選賢任能的??，考察指標是綜合性的，不只看經濟表現。但做研究總要找到能測度的變量，經濟表現是最容易測度的。我也相信，官員能把經濟搞上去，其他方面能力也不會太差。

　　但是提拔任用時量化官員績效，不是一個好選擇。經濟學里有個著名定理——“多任務代理定理”：當政府官員面臨多任務時，他們會把更多努力放到可測量的任務上，對那些不可測量的指標就不太關注。所以我覺得，官員晉??升提拔時，不應把指標量化，而是綜合考察。實踐中，上級會委派考察組調研，形成推薦意見，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

　　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的選拔機制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具有開放性，即向所有有志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敞開大門；二是具有競爭性，即官員之間的競?爭；三是獎勵賢能，即能力更高的官員更有可能獲得晉升。

　　中新社記者：學界很多討論都把中國官員選拔體制放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框架中探討。中國賢能政治下的官員選拔機制如何在過去40多年中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姚洋：中國經濟，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有三個因素：

　　一是中性政府，即中國的中央政府能保持中性，不為特定群體服務，資源配置是“不問身份的”(?identity blind)，這也有利于制定較長遠的經濟政策，避免產生資源錯配。

　　二是財政分權。中國是世界上財政分權最徹底的國家。中國地方政府的正常收入占全國一半，加上土地出讓金要占到70%以上；支出占全國政府支出的85%，中央政府只占15%。中國在財政方面是高度分權的，給??地方官員極大的激勵，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三是官員選拔。官員選拔是在上述兩個特點的框架內完成的。一方面，有??分權，才能允許地方官員的自主性，評估其表現成為可能；有分權才有激勵，官員才有促進財政收入增長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中央是集中統一領導，決策官員升遷流動，同時把握大方向，要把全國經濟搞上去而不是某一地，從而防止地方的過度競爭。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賢能體制對世界有何借鑒意義？

　　姚洋：賢能體制是??流淌在??中國人血液里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上會掉餡餅，也不相信絕對平等。中國人相信努力，努力就應該有回報。

　　選賢任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憲法原則，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大型社會的治理，一定有層級。直接民主在小型社會可以實行，如雅典時期，參與公共事??務的只有幾千名男性公民。但是在大型社會，即使在資訊發達的今天，直接民主依然非常困難。更為重要的，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已在理論上證明了直接民主的不可行性，不可能通過某種程序準確地達到合意的公共決策。“阿羅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政治決策或者說自由主義政治的一個悖論：要想尊重每個人在政治決策中的權重，但最后發現這套體系是運轉不下去的。因此，層級是必要的。

　　此外，越高的層級需要的能??力就越??強。每個人能達到的儒家所謂“成圣成賢”的程度不同，那選賢任能就是必然，要把那些能力較強的、德性較高的人選拔到更高位置。

　　中國現在要重建新的話語體系，就必須用新眼光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是對于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有用，二是對消化吸收西方文明帶來的沖擊有用。如今國際上的流行話語將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把這種“民主敘事”強加給一個國家，未必會得到理想的效果。中國需要一個“新敘事”，以彌補傳統理論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將現代治理理論與儒家政??治傳統相結合，創建一個能夠描述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新理論，對中國學者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完)

　　受訪者簡介：

　　姚洋，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BiMBA商學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金融40人”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2016年當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獲2008、2014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一屆和第二屆浦山國際經濟學獎(2008年、201??0年)、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2008年)；被評為2006年北京大學十佳教師。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制度轉型、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經濟增長以及農村發展。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上百篇，著有《制度與效率－和諾斯對話》《作為制度創新的經濟改革》(中英文版)，并與他人合著《制度經濟學三人談》《我們的時代》、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SR and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等著作，出版文集《自由、公正和制度變遷》《土地、制度和農業發展》《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和《穿行于書齋和現實之間》，主編《轉軌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公正和平等》、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與他人合編)和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與他人合編)等；在《讀書》、《南方周末》、《人民日報》等雜志和報紙發表數十篇通俗性文章和評論，并在Foreign Affairs、Financial Times和China Daily 等英文雜志和報紙上發表文章，是Financial Times A-List成員，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